透过媒介看城市：智慧城市战略背景下媒介呈现对城市认同的影响机制探究|焦点新闻|广告头条|广告界

|摘要| 本研究聚焦媒介信息呈现对城市认同的影响作用，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选择信息质量、传播热度和正向情感价值作为媒介呈现的因素，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对深圳市居民的城市认同感进行了探究，并检验了受众参与在媒介呈现和城市认同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媒介的信息质量、传播热度和正面情感价值正向影响居民的城市认同；（2）受众参与在此间的中介效应均成立；（3）卷入度虽能预测受众的媒介参与度，但高低卷入度间的区分度不明显。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深圳城市对内传播应持续关注对信息质量的提升。（2）加强媒介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呈现，增强居民归属感和认同感。（3）重视当地媒体多语言信息的更新，为在深外籍人士提供及时、准确的城市生活相关信息，提升外籍人士的城市了解和参与。

|关键词| 城市认同；媒介呈现；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城市形象；深圳

|中图分类号| G206；K901.2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城市认同感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作为“社会黏合剂”的媒介，建造了现实与虚拟共存的城市意象场域，构筑了有关城市文化的意义生产网络。

麦奎尔（Scott McQuire）提出，媒体不应视为与城市分离的事物。当代城市是媒体与建筑的复合体（MediaArchitecture Complex）。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体验，经由社会实践和媒体反馈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构造过程而形塑。[1] 这一观点与我国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行动不谋而合。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城市这一理念。[2] 深圳 2021 年印发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深圳将在 2025 年前打造鹏城智能体，成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和“数字中国”城市典范。[3] 从“数字中国”到智慧城市，我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总是紧紧围绕人来展开，这也是学界对城市传播研究兼顾对外提升城市形象和向内增强居民凝聚力双重面向的原因。未来，“人—媒介—城市”的联结越加紧密和复杂，更凸显了从媒介视角切入，关照居民城市认同的影响因素，拓宽对居民城市认同的认知的重要性。

近年，全国多个城市的人才争夺日趋白热化，吸引人才的同时如何留住人才是城市建设者共同关切的问题。[4] 深圳，凭借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和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三区叠加”的巨大发展潜力，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才汇聚到此。2018 年，深圳新增常住人口中近六成为应届毕业生和各类人才 [5]。但与此同时，深圳人口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口倒挂现象。根据深圳市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占比高达 70.8%[6]。除了买房压力大、居住环境不理想等现实因素，部分居民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也是影响其在深圳长久定居的原因。[7]

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城市认同的研究多以节庆活动和旅游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8][9][10] 从人口统计学、[11] 社会经济学 [12] 和心理学等视角 [13] 出发探讨了地方认同的影响因素，但以媒介作为影响因子的研究较为匮乏，也尚未涉及 “新型智慧城市”的国家战略目标，与城市发展目标脱节。另外，国内城市认同的实证研究中较少包含外籍样本进行调研，深圳作为中国面向国际的城市窗口，肩负吸引外资及国外人才的重担；深圳市所在的广东省也是国内外籍人士最多的居住地，[14] 亟待拓展对外籍居民的调研。因此，本文将以中国改革开放特区深圳作为实证分析对象，重点研究媒介信息如何影响居民的城市认同，检验媒介对城市认同影响的理论模型，弥补我国现有城市认同研究中媒介视角的不足以及外国样本研究的缺失，为多维度提高城市认同，进而吸引人才，建设以人为本的智慧深圳提供实证研究参考。

理论背景与研究模型构建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是社会心理学家佩蒂（Petty）和卡乔波（Cacioppo）在诸多关于受众态度、认知形成和变化的理论基础上总结提出的，是解释外部信息处理影响态度的形成和行为变化的理论模型，先前大量研究验证了该模型在信息说服领域的适用性。[15][16]ELM 模型中，信息通过核心路径（central route）边缘路径（peripheral route）影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通过核心路径处理信息的受众通常会通过评估信息内容的质量进而改变态度或行为，而后一路径则指受众通过信息的情景等外围因素改变态度或行为。[17] 精细加工通常被操作化为卷入度，卷入度是影响路径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卷入度高时，个体倾向于对信息进行理性评估，说服的核心路径启动；相反，当受众卷入度水平低时，受众不会对信息进行深层次加工，而是更依赖于信息的外围线索，该情况下，边缘路径启动。[18]

国内学者薛可和李柔（2020）基于该模型验证了微博中有关苏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信息丰富度、信源公信力、信息传播热度对城市认同的影响。[19] 延续该研究思路，本文将 ELM 模型的核心路径具体化为深圳相关媒介内容的信息质量；边缘路径具体化为信息传播热度和受众感受的正向情感价值；卷入度具体化为深圳居民对城市的涉入度，提出“信息质量、传播热度、正向情感价值— 受众参与—城市认同”这一研究路径。

2.1

信息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将信息质量作为影响深圳城市认同的核心路径。信息质量可从信息丰富度和信息权威性两个维度进行考量，对受众判断信息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 达夫特（Daft）提出的信息丰富度理论认为，媒体信息的形式多样化和内容丰富性会显著影响信息传播效果 [21]。另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将图片、视频、超链接等多种呈现形式整合在一起，丰富了媒体信息内容，以更形象生动的方式实现了传播效果 [22]。除丰富度外，信息权威性对受众判断信息质量也非常关键。基于霍夫兰（Carl Hovland）的说服模型，信息来源作为模型中有力的外部刺激，对信息传播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23]。信息权威性显著影响着阅读者的信息加工方式，高专业性的信源更有助于受众通过信息中的线索去分析、解码信息，从而进一步影响受众对媒体信息的认同程度 [24]。因此，信息质量越高，受众个体越倾向于对信息中的线索进行加工、理解，其参与媒体信息二次传播等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媒介内容的信息质量正向影响受众的媒介参与。

H2：媒介内容的信息质量正向影响城市认同。

2.2

信息传播热度的影响

本文将受众对信息加工的边缘路径之一细化为深圳相关媒介内容的信息传播热度。信息传播热度是影响受众对网络媒体信息进行边缘线索加工的重要指标。当媒体信息带有“热门”“话题”等标签时，会向受众释放一种讨论度高、热度高等信号，受众在从众和趋同心理下对于信息响应或互动的态度也会更积极。[25] 受众会根据信息的传播热度感知信息的价值，评论数和点赞数是受众观察其他受众反馈的坐标，进而影响受众的信息分享行为，如将有价值的信息转发给身边的同伴，或直接在网络平台进行扩散。[26] 这意味着，信息传播热度越高，受众对信息话题的参与度和讨论度越高，受众在态度上的变化也会越明显。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媒介信息的传播热度正向影响受众的媒介参与。

H4：媒介信息的传播热度正向影响城市认同。

2.3

信息正向情感价值的影响

本研究将另一边缘路径具体化为受众在媒介信息中感受到的正向情感价值。根据沉浸理论，当个体感知到情感愉悦，其态度和行为会朝着积极正向的趋势变化 [27]。当媒介信息触发受众的积极情感时，受众会倾向于通过点赞、转发等行为，将个体情感转移到社交媒体上，使原本的单一信息得到多次传播。“点赞”这一无声的语言符号代表了网络受众从自我角度出发的认同。[28] 营销学领域的研究指出，电商的环境特征会显著影响消费者的情绪状态，并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29] 这说明个体在媒介信息中感知到的情感会影响其后续的行为意愿。当受众在接触有关深圳的媒介信息时，如果感知到正向情感价值，会产生一种积极的行为倾向，刺激受众点赞、转发、评论等参与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媒介信息的正向情感价值正向影响受众的媒介参与。

H6：媒介信息的正向情感价值正向影响城市认同。

2.4

受众参与的影响及其中介作用

有关地方品牌与游客参与度的研究指出，游客参与旅游目的地举办的活动，会影响其对旅游目的地的重游意愿。[30-32] 在地方品牌社区中参与度较高的游客更有可能正向传播目的地形象 [33]。如今，社交网络和移动设备让互动变得更加方便。受众可以随时随地分享自己的感受、写评论、转发信息。受众生成的内容（口碑），对地方品牌和形象的感知影响日益凸显。[34] 联系本研究，对媒体信息参与度高的受众或许会倾向于进行积极的二次传播，像品牌大使那样将媒体信息推荐给他人，而该类行为也会进一步提升受众的城市认同。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7：受众的媒介参与正向影响城市认同。

H8：受众的媒介参与在信息质量与城市认同之间起中介作用。

H9：受众的媒介参与在信息传播热度与城市认同之间起中介作用。

H10：受众的媒介参与在信息正向情感价值与城市认同之间起中介作用。

2.5

信息卷入度的调节作用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中的卷入度属于个体差异变量，一般指个体对某一事物的熟悉程度和感兴趣程度，能够表现个体的心理状态。在消费领域，消费者对产品的涉入度受到其对不同品牌喜好度、个人经验和消费观的影响，而卷入度也会接着影响消费者对产品信息处理的精细程度，最终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35] 多尔恩（Doorn）将消费品分为高卷入度商品和低卷入度商品，认为消费者对高卷入度商品进行精细化的信息处理，比如主动寻找更多信息、积极对商品进行比较，从而确保商品的质量；而对于低卷入度商品，消费者花费的精力成本较少，其购买行为会因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变得具有盲目性，对该商品的态度也容易发生改变。[36] 蔡奇科夫斯基（Zaichkowsky）认为卷入度是事物引发的一系列个体心理感受和行为决策，属于主观层面的感受 [37]。本文延用蔡奇科夫斯基对卷入度的测量方法，认为受众对深圳有关信息的卷入度越高，其认真处理信息的可能性就越高，以内容质量为主的核心路径也就较为有效；反之亦然。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1：卷入度正向调节信息质量对受众媒介参与的影响。

H12：卷入度正向调节信息传播热度对受众媒介参与的影响。

H13：卷入度正向调节信息正向情感价值对受众媒介参与的影响。

本研究以信息质量、传播热度、正向情感价值为自变量，以城市认同为因变量，以受众参与为中介变量，以卷入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研究方法

3.1

量表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问卷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和量表题项两个部分。调研对象为在深圳居住或曾在深圳居住过的市民。变量测量题项部分采用现有的成熟量表，根据媒介环境和深圳城市特点进行适当修改和完善；通过双向互译保证外文文献的量表语言表达的准确度。其中，信息质量的测量参考李（Lee）[38] 以及其他学者 [39-42] 的测量研究；传播热度的测量参考查（Cha）[43]、薛可等人 [44] 的研究；正向情感价值的测量参考谢恩（Sheth）等学者 [45-50] 的测量研究；受众参与的测量参考库马尔（Kumar）等 [51-54] 的测量研究；城市认同的测量参考库马尔等 [55-59] 的测量研究；卷入度的测量主要参考扎伊科夫斯基（Zaichkowsky）的个人涉入度 PII 量表 [60]。问卷的测量选项采用李克特 7 度量表法，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在正式实施调研前，本调研回收了 61 份有效问卷进行了预测试，检验了其信度和效度；通过小规模访谈深圳居民和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进一步消除问卷的重复项和歧义项；删除或修正不满足要求的题项，形成最终调查问卷。最终量表参见表 1。

3.2

问卷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 2021 年 2 月至 3 月期间，针对有过深圳居住经验的受众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数据收集，并以滚雪球方式，进行社交网络扩散问卷。研究中包含的国外样本是笔者通过 Facebook 中的深圳小组（如 Shenzhen Expats、Foreigners living in China 等），以私信方式邀请外籍人士完成问卷填答。本次研究一共发放 628 份问卷（包含中国居民样本 565 份、外籍居民样本 63 份），剔除没有去过深圳、填答时间少于 150 秒、没有通过专注度检测题和答案具有明显规律性的无效问卷后，得到 532 份有效问卷（包含有效中国居民样本 481 份、外籍居民样本 51 份），有效率为 84.71%。

3.3

深度访谈

在对问卷进行分析后，邀请 12 位较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了 30 至 50 分钟的线上视频深度访谈，为研究结论补充了更为具体详细的内容。其中，中国籍受访者 9 人、外籍受访者 3 人，受访者样本特征见表 2。

数据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有效样本中，男性共 283 人（53.20%），女性共 249 人（46.80%），男性占比略高于女性。根据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深圳全市常住人口男女比例为 55.04% ∶ 44.96%[61]，男性占比多于女性，样本基本符合深圳市人口性别比例。年龄方面，样本中 35 岁及以下的样本占 84.4%，36~60 岁的样本偏少，与以往有关深圳居民跟踪调研数据较为吻合 [62]，样本整体年龄结构偏年轻化，符合深圳人口年龄层次的分布情况。受教育程度方面， 94.2% 的受访者拥有大专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大专及大学本科为 79.5%，硕士及以上学历为 14.7%。本研究还对受访者在深居住时间进行了调查统计，其中，居住 “1~3 年”“3~5 年”“5~10 年”“10 年以上”的样本比例较为一致，满足研究需求（详见表 3）。

4.2

信效度检验

由于“受众参与”是模型变量之一，因此对被调查者在第三题“您对哪类网络媒介中的深圳信息内容印象最深刻？”中选择了传统媒体、International English TV media 以及 Chin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的样本剔除（共剔除 71 个样本，剩余 461 个样本），以避免该部分样本数据对模型检验带来误差和影响。

本研究使用软件 SPSS24.0 对问卷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如表 4 所示，采用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检验信度，所有变量的信度以及量表总信度 α 值均大于 0.7，说明各个变量的数据可靠性良好。

效度方面，样本整体的 KMO 度量值为 0.956，大于 0.9，且各个变量的 KMO 值均大于 0.7，说明媒介影响城市认同量表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样本整体的巴特利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11977.729，各个变量的巴特利球形检验 p 值均为 0.000，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1% 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认为本量表各题项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由表 6 可知，35 个题目的主成分提取统计表中初始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一共有 6 个，累计解释方差变异为 65.912%，说明 35 个题目提取的 6 个因子对于原始数据的解释度较为理想，但因子 1 的累积方差百分比占比较大。根据效度检验结果（表 7），将因子载荷小于 0.5 的 2 个题目（IQ11 和 CI6）删除，余下各题项均大于 0.5，且不存在交叉因子负荷的情形，表明量表通过效度检验。

4.3

相关性检验

由表 8 可知，信息质量、传播热度、正向情感价值与受众参与的相关系数在 0.618~0.654 之间，且均在 0.01 水平（双尾）上显著，可初步认为信息质量、传播热度、正向情感价值、受众参与具有正向作用。受众参与与城市认同的相关系数为 0.573，支持受众参与对城市认同的正向假设。

4.4

假设检验

经相关分析检验，各维度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值均大于0.2，适合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作为控制变量的“在深居住时间”能够显著影响城市认同及受众参与，说明在深居住时间越长，对城市的认同感越高。

4.4.1 信息质量、传播热度、正向情感价值对城市认同的回归分析

第一步，检验媒介呈现对城市认同的影响。以信息质量、传播热度、正向情感价值为自变量，以城市认同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见表9。

模型2、3、4 中，信息质量（β=0.472，p ＜ 0.001）、传播热度（β=0.251，p ＜ 0.001）和正向情感价值（β=0.254，p ＜ 0.001）均对城市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说明，媒介呈现的信息质量越高、传播热度越高，以及给受众带来的正向情感价值越高，越能影响受众对城市的认同感。

4.4.2 信息质量、传播热度、正向情感价值对受众参与的回归分析

第二步，检验媒介呈现对受众参与的影响。以信息质量、传播热度、正向情感价值为自变量，以受众参与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0。

模型6、7、8 中，信息质量（β=0.588，p ＜ 0.001）、传播热度（β=0.407，p ＜ 0.001）和正向情感价值（β=0.395，p ＜ 0.001）对受众参与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说明，媒介呈现的信息质量越高、传播热度越高，以及给受众带来的正向情感价值越高，越能影响受众的媒介参与。

4.4.3 受众参与对城市认同的回归分析

第三步，检验受众参与对城市认同的影响。以受众参与为自变量、城市认同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1。模型 10 中，受众参与（β=0.434，p ＜ 0.001）正向影响城市认同。由此说明，受众参与感越高，越能显著影响其对城市的认同感。

4.4.4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 SPSS Process 插件中的 Model4，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5000 次对受众参与在信息质量、传播热度、正向情感价值与城市认同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12），路径信息质量→受众参与→城市认同的 β=0.473，p ＜ 0.001，95% 的置信区间 [0.327，0.623] 不包括 0；路径传播热度→受众参与→城市认同的 β=0.325，p ＜ 0.001，95% 的置信区间 [0.206， 0.457] 不包括 0；路径正向情感价值→受众参与→城市认同的为 β=0.265，p ＜ 0.001，95% 的置信区间 [0.172， 0.355] 不包括 0。因此，媒介呈现通过提升受众参与，进而促进了城市认同感。

4.4.5 卷入度分析检验

本研究使用 SPSS Process 插件中的 Model7，样本量选择 5000，置信度选择 95%，对卷入度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13），将卷入度放入模型后，信息质量与卷入度的乘积项对城市认同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071，t=0.0032，p ＜ 0.05)；传播热度与卷入度的乘积项对城市认同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06，t=0.003， p ＜ 0.05)；正向情感价值与卷入度的乘积项对城市认同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05，t=2.682，p ＜ 0.01)，初步验证了卷入度的信息质量、传播热度、正向情感价值对受众参与的调节作用。

虽然以上三个变量的调节作用得到了初步检验，但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信息质量、传播热度还是正向情感价值，高低卷入度的两条线都几乎重合，说明高卷入度与低卷入度之间界限模糊，区分度不高。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有深圳市居住经验的居民为实证研究对象，聚焦媒介呈现对深圳城市认同的影响，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验证了以信息质量、传播热度、正相情感价值三项媒介呈现因素以及受众参与对城市认同正向影响作用。同时，验证了受众参与在三项媒介呈现因素与城市认同之间的中介效应。最后，将卷入度作为调节变量时，卷入度能够正向预测媒介呈现对受众媒介参与的影响，其中，对正向情感价值和城市认同间的调节作用最为显著；但三项媒介呈现因子的高低卷入度间的界限模糊，区分度低。详细分析结果如下。

5.1.1 信息质量作为核心路径影响城市认同

研究表明，信息质量通过 ELM 模型中的核心路径影响着居民的城市认同。这说明，媒介信息的时效性、排版简洁性、内容客观准确性等高质量信息特点能够显著影响受众参与，进而影响居民城市认同。受众通过对高质量信息的精细化解码，理解信息内容中有关深圳城市的信息，少部分信息说服的作用经由媒介互动行为再影响城市认同的感知，而信息说服的影响力大部分会直接对城市认同的感知产生作用，符合 ELM 模型的核心路径持久性和稳定性的特征。

从研究结果看，受众较少经由媒介互动的影响而改变自己对城市的感知，对城市认同构成影响的最大因素是信息本身的特点。受众根据自身对有关深圳信息内容的认知、理解，形成对信息内容的判断和评估，而有关信息内容的评估，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他们对深圳城市的再认知。媒介作为人的延伸，能够帮助人们接触到更丰富、更海量的信息，对于每天接触信息范围有限的人们来说，高质量的媒介信息能够通过突出核心内容，刷新或加深受众对城市的原有认知。尤其是当受众处于高卷入状态，核心路径的影响会更加明显，媒介信息质量的影响作用就更为显著。对城市的感知发生改变，有利于持续构建或修正深圳这座城市产生的意义空间。

5.1.2 传播热度作为边缘路径影响城市认同

结果表明，传播热度在本研究中通过边缘路径影响居民城市认同。高转发量和评论量作为用户评价信息传播热度的参考，影响用户选择接收热点信息，在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参与到热门信息的传播和互动中，受众参与度越高，其对城市的认同感越高。这一影响机制可通过“代理信任（recommendation agent）”这一概念进行解释。阿尤哈德（Aljukhadar）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消费决策过程中遇到信息过载情况的消费者，倾向于寻找代理信任辅助做出消费决策。[63] 同理，处身于充斥着大量信息的媒介环境中的当代受众，在无法判断信息质量时，会通过信息传播的热度、转发量和评论数等边缘线索选择接收和阅读信息。

虽然传播热度属于本模型的边缘路径，但在注意力稀缺的当下，以及对生活节奏飞快的深圳居民来说，传播热点路径逐渐成为主流。这也验证了既往研究的结果：在社会事件、娱乐新闻、新鲜话题等信息传播中，信息传播的热度会显著影响受众的认知和行为。

5.1.3 正向情感价值作为边缘路径影响城市认同

正向情感价值通过 ELM 模型中的边缘路径影响居民城市认同。这说明，能够激发受众好奇心、让受众感到愉悦放松的信息会正向影响受众参与，进而影响受众对城市的认同感。该路径的信息说服作用在于激发受众进行互动，最终将这份积极的正向情绪水平转移给信息所描述的城市。可以结合心流体验理论解释该影响机制。心流体验是指人们全身心投入一项活动时的整体感觉，近年针对线上活动的研究表明，处于心流体验中的个体在态度、意愿、行为等方面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并带来心流效果，如增强购买意愿和信息使用行为等。[64] 回到本研究，处在心流体验中的受众专注于有关深圳的信息，内心会处于一种高水平的满足和愉悦感 [65]，这种心理体验会使受众获得情绪上的愉悦；进一步地，受众在该情境下会以一种积极主动的状态参与媒介互动。

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如果媒介信息呈现的内容或表达方式被受众所接受，受众就会在态度上形成较为积极的情绪水平，这种情况下受众也会更容易被信息内容所说服。对于受众来说，接收到正向情感的媒介信息，正如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所言，是一种现实世界得以生产、修正、转变和维系的符号影响过程 [66]。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传播不只是单纯地“运输”文本内容，同时也具有情感价值，使人们与某种或多种信息符号进行互动，从而加深其与地方的联结关系，确认与社会群体共享的信念和意义空间。

5.1.4 卷入度高低界限相对模糊

本研究尝试区分高低卷入度的调节作用。虽然在模型中卷入度的调节作用通过了检验，但数据结果并不能清楚说明高低卷入度能带来不同的调节作用。

究其原因，本研究未将媒介信息的具体类型和内容进行定义，只说明了是和深圳有关的城市信息，受访者在填答问卷时，无法针对确切具体的媒介信息去思考其对该信息的卷入程度；又由于个人兴趣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受众对有关深圳信息获取和了解程度各有不同，因而不能简单地将对信息的卷入度分割为“高”或“低”。对于深圳居民来说，相对于“不在场”媒介传播，“在场的”亲身体验、人际传播会给他们带来更加真切而深刻的感知。正如补充深访中大部分受访者所言，他们“就在深圳，不会每天刻意主动地查看有关深圳的信息内容，除非该信息热度很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对信息的卷入度便难以区分，也就较难通过卷入度的高低来验证其对受众参与的调节作用。此类调节模型可能更适应于“不在场” 文化信息议题的传播，这是本研究对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的延伸性探索。

5.2

研究启示

从数字中国到智慧城市，技术不断更迭，为城市发展赋能，但不变的是将“人”作为发展之本的理念。这就要求城市建设者需从人本角度出发，建造宜人、宜居的城市。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信息质量、传播热度和正相情感价值三项媒介呈现因素通过不同路径对深圳城市认同产生影响的机制。深圳政府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进程中应充分考虑媒介传播因素，通过进一步提升城市传播的信息内容加强受众参与，进而提高居民的城市认同感。除对媒介影响机制的验证外，本文结合深度访结果，对深圳未来城市传播实践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媒介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呈现。在补充访谈中，有受访者表示：“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它只有四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目前一些文化设施没有跟上（04-M-W）。”城市文化是评价城市宜居性和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指标，深圳虽缺乏历史积淀，但不乏文化底蕴。深圳创新包容的城市精神、全民阅读文化及完备的义工服务体系等构建了深圳的独特文化风景。在未来对市民的传播实践中，深圳应充分挖掘城市独有的文化符号，提升媒介曝光率，从而加强居民对城市认同感。（2）提升当地媒体多语言内容的更新。在深度访谈中，有外籍居民表示深圳媒体存在英文媒体少，英文资讯更新慢、报道少、不专业等问题。如“I like to use Wechat, but very few Official Accounts are dedicated about Shenzhen, and usually the topics are more wide, not specific（10-M-T）.”“They are not often update, like Shenzhen Party and others（11-M-P）.”这说明，在深圳居住的外国人对于母语类媒介信息依赖程度较高，而目前现有信息未能满足其信息需求。实际上，与外媒相比，由于地缘的亲近性，本地媒体在报道与居民生活相关性高的媒介议题上更为及时和准确。因此，深圳本土媒体应充分发挥国内媒体的传播优势，改善英文媒体内容更新不及时、不丰富等状况，使本土媒体的多语言传播在深圳高速发展和吸引全球人才中发挥更大价值。

深圳作为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最快速的城市之一，未来的城市形象传播也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在 5G、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加持下，将有关深圳城市发展和人文精神的信息更加多元地呈现给受众，全方位地呈现一座年轻、有活力、包容性强、科技领先的多维都市。另外，借助新媒介技术建设智慧城市是我国未来城市规划发展的大趋势，深圳的媒体传播要利用此机会和优势，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独特的文化景观，挖掘年轻人感兴趣的社交话题，洞察主体受众的信息偏好，利用好深圳特色（如具有当地特色的庆典活动），制造城市社交话题，以加强深圳市民与深圳城市的互动，激发市民的传播和创作热情，共建城市意义空间。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本研究中所应用的量表有较为完整和规范的开发程序，也通过了数据检验，但是在维度划分中，可能存在其他未被归纳的因子，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对测项的筛选和量表的开发。其次，本研究的前设媒介信息为泛化的、与深圳有关媒介的信息，未聚焦一些特定的媒介信息类型和媒介平台，未来可针对更加具体的媒介平台或内容进行对比研究，补充并检验媒介对城市认同的影响作用维度。

（作者信息：陈素白，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韦娟，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21 级博士生；陈萃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18 级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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